我走进护士的行列并不偶然。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楼上住着一位阿姨，是一名眼科护士，楼里的大人、小孩对她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周姨。全楼的人几乎谁有一点小毛病都会去找周姨看一下。周姨不是医生，可老街坊们对她有一种特别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赖，老人们总是说，一个老护士，她丰富的临床经验绝对不亚于一个医生。我和楼里的孩子们都曾经是周姨义务诊断的对象，谁家有人不舒服，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敲周姨家的门。
　　大概我小时候在父母眼睛里是一个很内向的女孩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老实。所有的父母对家里最老实的孩子都有一个很现实的希望，那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稳定，四平八稳地过完一辈子，不用特别出色，也不会特别平庸。那时候，我妈就用周姨来教育我，她经常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只要今后能找到一个做护士的职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她也就满足了。
　　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中，我开始认为在女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当中。护士是比较出色的一种。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是恢复高考后参加考试的人最多的一年。像我这样平时学习成绩只是中等水平的人，能考上一个中专，没有去待业，就是很不错了。更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考上了一所护士学校。那时我们楼里几乎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或两个待业青年。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走进待业青年的行列吧，我的父母特别高兴，连我自己也认为是如愿以偿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上了这所护士学校。当时我18岁。
　　开学典礼那天，45名和我一样的女孩抱着同样的希望坐在学校的礼堂里，从校长的讲话里我们知道了谁是南丁格尔，知道了我们从此就是白衣天使的预备队员，知道了什么是白衣天使的职责。

　　当时我心里默默地想，今后一定要做一名南丁格尔式的好护士。救死扶伤。决不愧对白衣天使的称号。现在这样说，好像有点儿像豪言壮语。但那天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可能也是一种青春的单纯吧。
　　两年半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平时我们一些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说盼望早一些毕业、早一些开始进医院工作的话，我们的心情都是很迫切的，那种迫切之中也加入了特别多的好奇。
　　毕业前夕，我们八个比较好的姐妹每人拿出一个月的助学金，当时我们每月的助学金是十六元五角，凑在一起去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餐厅聚会了一次。聚会上我们当中最大的女孩提议每人说一下今后的打算，我记得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差不多意思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今后要做一名好护士。吃完饭我们一起走到天坛公园。分手的时候，八双手握在了一起，互相祝福，发誓今后无论分配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几个人是光荣的白衣天使。
　　就是这一天之后，我们中的几个人再没有见过面。后来从其他同学那里听说，我是八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临床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在参加分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能去的最大一所医院也不过是一个区级的中型医院，有些人干脆就分配到了那种被居民区里的老人们称为“小医院儿”的地方。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刚好被分配到这所“最大”的医院。
　　报到那天我穿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想像着能够走进一座高高的大楼，窗明几净，工作人员都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忙碌地工作着，为病人解除着痛苦，我也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我走到我要工作的医院时，怎么说呢?说是惊呆了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这家医院在一片周围的建筑物都已经被拆除了的平房里，孤零零的，完全不是我想像之中和我看到过的那些医院的样子，当时我的心都凉了，这难道就是我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的地方吗?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妇产科工作。一位60多岁、满脸“五线谱”的老头儿领着我到了临时租的一幢小楼里。后来才知道，那个满脸“五线谱”的老头儿是妇产科主任，而且是京城有名的妇产科专家。如果说报到时心已经凉了，那么这个时候想到今后在这个小楼里要工作一辈子。而且让这个“五线谱”来领导我，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彻底绝望了。
　　听老护士们讲，能够被分配到妇产科的护士不是因为漂亮，也一定是有几分“模样”。因为婴儿出生时第一眼如果看到一个好看的人，今后他(她)就会出落得很漂亮。现在想起来她们说的也许是对的，如果没有漂亮的助产士，也许就没有现在都市里那么多的美女吧!我虽然算不上漂亮，至少还算是那种有点“模样”的女孩子吧。
　　妇产科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几乎没有感情经历，更没有婚姻经历的女孩来说是很新奇的。尽管在学校时我们学习了妇产科的知识。
　　刚来妇产科时，老护士长就给我们讲，妇产科的工作在护士这个职业中是特殊的，它不仅仅是救死扶伤，还要把新的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产妇真正生产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产妇来说是漫长的。她要经受特别大的痛苦，我真切地记得，护士长说：“你要让她想想英雄人物刘胡兰什么的。”我当时很不理解，几乎是大叫了起来：“太没文化了。刘胡兰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和敌人进行斗争，而她们是为了生孩子。怎么比呀?!”当时护士长是笑的，那种笑容里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可能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我忽略掉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才慢慢体会到，护士长的话的确有道理。
　　记得第一次我护理的产妇把婴儿从她身体里娩出，看到自己的孩子，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她激动得忘记了痛苦，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时我感动得几乎哭了，感到世界上只有母亲是最伟大的，是母亲创造了这个世界，是母亲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小护士确实是和这些产妇以及她们的家属同呼吸、共命运的，为什么呢?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当那些年轻的父母因为有了爱情的结晶、因为创造了生命而欢喜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儿也正为迎来了新生命而欢呼!我们甚至幼稚地希望这样的生产过程越多越好．经我们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越多越好。因为这就是我们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能早日实现的工作的价值。
　　我们的工作很辛苦，要经常上夜班。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上12个夜班。我那时年轻，从没熬过夜，由一个参加工作早一点儿的护士带我上夜班。我叫她田老师。有一次半夜我睡得正香，来了一个病人，田老师让我帮忙处理一下。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出休息室时，正撞在休息室门口的柜子上，当时眼前一黑，摔在地上，刚好让病人家属看到了。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在心里想，这个家属真自私，也不扶我一下。过后，田老师说：“其实人家也不知道你已经上了三天夜班了。要是我也会装着没看见，不会去扶你，别人都认为小护士特清高，怕你不好意
思。”这样的一件小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处境的人有时候确实是很难互相达成理解或者说谅解的，原因特别简单——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我们就是这样经常一连上三四个夜班。有时上晕了，想不起来这天是星期几。对我们来说排班表就是比日历还权威的日历。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边工作，边上大专。那时病人很多，护士人少。护士长常说这叫“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不能请假。我们为了上学，有时把特别少的白班都换成了夜班。只是为了不耽误白天的课程。经常是白天去上课，晚上值夜班。护士中很少有胖的，都很苗条。一是因为工作量大，二是因为生活不规律。每次夜班是下午五点接班，所以很少在家吃晚饭，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以至于我现在刚离开临床不久，就发福成了一个大胖子。
　　我是护士中“命”不好的一个，十年的护士生涯，竟然有六个除夕是在班上度过的。
　　24岁那年的除夕，又赶上我上夜班。值班的是三名护士和两名医生。当时我们约好各自从家里带一点吃的东西，安排好病人，我们也来个大会餐。可是刚一接班，就接到急诊室的电话，说一个产妇由于急产把胎儿生在家里，脐带虽然断了，胎盘还留在官腔里，出血很多，产妇的生命危在旦夕，让我们做好抢救准备。病人一到，我们马上投入了抢救。此时的病人已经出现缺血休克，血压已降到零。医生马上刷手、上手术台。我们有的测血压、有的打点滴、有的处理婴儿脐带。我当时几乎是跑着完成了配血——取血——输血这一系列工作的。当产妇的血压升到正常水平，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春天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来了。
　　后来因为这件事我们受到院里的表扬，让大家向我们学习。坦率地讲，当时我们几个人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任何豪言壮语，谁也没有想到南丁格尔，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的荣誉。但是我们都在尽全力挽救病人的生命。是良心不允许我们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这时我才理解了老护士长的话：“我们的工作多一半是凭良心来做的。”
　　也许只有处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里，看着生命随时可能诞生。也随时可能终止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才能很深刻地体会到生命本身的脆弱和坚强。才能明白生命本身就是值得尊重和维护的。
　　就在我离开这家医院的前一年夏天，我们医院正准备创“爱婴医院”，要撤掉婴儿室，实行母婴同室，提倡母乳喂养。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许多产妇受家里老人的影响，认为坐月子不能受风。产妇和婴儿在一个病室既不让开窗也不让开空调。无论是白天黑夜，我们每护理一个病人或婴儿就会大汗淋漓，我们要给她们讲产后的注意事项，又要教她们怎样合理喂养婴儿。
　　有一天我终于熬完了一个夜班，进行床头交班时，发现我刚才还护理过的那个产妇已经不见了。只有出生才两天的女婴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这个产妇的不辞而别使我们很难过。我们按照她住院时留下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去找都没能找到她。我们既怨恨这个产妇，又心疼这个孩子。我们给小女孩儿起了个名字叫“怜儿”。
　　从此我们这些护士成了“怜儿”的母亲。而当时我们中有很多人还未曾做母亲。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有的从家里带来了奶粉、鸡蛋，有的从家里带来了小衣服和玩具。不管白班和夜班交班时总要把“怜儿”的情况写上。在这里“怜儿”是幸福的。谁一有空儿就会把“怜儿”抱起来逗一会儿，慢慢地“怜儿”会笑了。每当“怜儿”向我笑时，我的心里酸酸的。
　　在“怜儿”七个月时，院里决定把她送到儿童福利院。那天是我抱着“怜儿”去的儿童福利院。从我们医院走时，我们大家都哭了，都在心里默默地为“怜儿”祝福着。
　　在儿童福利院办完手续，就要离开时，我又忍不住哭了。和我一起去的保卫科长安慰我说：“怜儿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将来。”后来想起这件事，我觉得他安慰我的同时，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怜儿”是我的一个遗憾。也是我的一个牵挂，那种牵挂很难用语言表达。可能我骨子里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因为经历过孕育生命的过程而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格外脆弱。所以我总是在一些时候。冲动地想再到那个儿童福利院去。哪怕就是在门口站上一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我曾经认识的小女孩儿走出来，我想知道她生活得好不好、快乐不快乐。我反反复复地回想送走这个被我们喂养过的孩子时的情景。那时是春天，那年的春天特别冷。
　　那个春天过去之后，我离开了医院，不再是护士了。没有了“怜儿”也没有了曾经寄托过我的无数梦想的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会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大声叫“妈妈”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医院早已盖起了几座大楼，我也早已经不是护士了。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尤其是从事了十几年的职业，给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许多与它有关的习惯。每当我走过曾经工作过的医院时，看到那熟悉的大楼都格外亲切。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在那里我听到了多少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使我理解了生命的宝贵。
　　我想我是从做护士的时候开始逐渐明白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究竟意味着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作为一种馈赠的，而医生与护士这样的救死扶伤的职业，馈赠给人们的是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我一生都会为之感到自豪的、无上的光荣。虽然我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
　　每年的护士节，对我来说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种百感交集可能是没有从事过这个职业的人无法理解的，因为在这十几年中，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和生生死死纠缠在一起。都刻骨铭心。

（责任编辑 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