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顾炎武关于夹谷会盟地在莱芜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以及情理不符的。今赣榆县、临沭县东部春秋时属于“祝其”地，而非”莒“地。公元前523年，齐国攻下纪漳邑，齐国国界南境推进到祝其国边界。鲁国相继入向，取轉，城祝丘之后，与祝其国接壤。齐国所用莱兵可直接从胶州经纪漳邑潜入，齐国征用鲁国莱芜之”莱兵“是不可能的。鉴于”好会“为主题的夹谷会盟，”周礼“便是基本规则，两国国君不可能到另一方国土，必须采用”第三方“为会盟地，赣榆与临沭交界的祝其国之夹谷山便是首选。
主题词：祝其 羽山 夹谷山 莱人 情理 与齐平 文事武备
作者：临沭县司法局 王钰报
诸侯会盟，是中国先秦历史记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左传》记载，在春秋242年间大小盟会450多次。然而，在这些会盟之中为后世景仰之重、关注之多、影响之深而又最神秘的莫过于春秋齐鲁夹谷会盟。在诸多的疑问之中，夹谷会盟的意义是什么，会盟地之夹谷到底在哪儿？便成为诸多疑问之中最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后世学者最应该考察的问题。
本文尝试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论述，就教于 各位老师，以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发展做出些微的贡献。
考察缘起
赣榆县皮元省先生，做物流生意，颇成功，遂有志于做夹谷会盟地的保护与中华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打算在夹谷书院举行一次学术研讨活动。2020年1月，临沭县社科联张奉松老师邀请我参与他们组织的关于夹谷会盟地的考察。我们实地考察了莱芜、博山、济宁、赣榆、临淄等主张地，搜集了大量文章以及相关证据材料。我们搜集的关于夹谷会盟地的文章很多，其中以毛清钧老师的论文《夹谷会盟古址新考》(1)，就夹谷会盟地的介绍颇为系统些。我们的考察从这篇文章开始。
毛老师在文章中说， 目前，夹谷之地有五说。江苏赣榆说，山东淄川说，山东新泰谷里说，山东莱芜说，山东博山说。
他说，夹谷在赣榆的说法较早，《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与鲁定公好会夹谷。”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引东汉服虔曰：“东海祝其县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会齐候于夹谷。孔子相，齐归我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夹谷在祝其县西南‘。唐杜佑撰《通典》:“怀仁，东魏置义塘郡，有夹山，即夹谷，齐鲁会处。……。”
在谈到淄川说时，作者提到《金史、地理志》：淄川倚有夹谷山、商山、淄水。明《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为齐鲁会盟处。新泰谷里说，只是提到明嘉靖年间，汪子卿碑文，提到“谢过城”，“岳东南地五十里有谷里，古夹谷也。”
谈到莱芜说，毛老师写到：
“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中考夹谷：‘愚尝以为疑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琊’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淄川与莱芜二说皆未知其何所据。但在莱芜县则正当齐鲁之境，在淄川则已入齐地一百余里，以情理论之，似当近于赣榆。昔人第泥汉时祝其县之在东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类，却不可信古注而拂事理也。”（莱芜县）“南三十里有夹谷，连新泰界。……‘夹谷之会’莱人以兵劫鲁候，即此地也。杜元凯以为在东海祝其县，太远。”“不可拘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所以，顾氏认为，齐鲁会盟之夹谷应该在莱芜。“由于顾炎武崇高的学习地位和其著作的深远影响，后人多信从其说。”
介绍到博山说时，作者赞同顾炎武对赣榆说关于“何必若此之远”的“疑虑”，认定“莱民流徙，邑落荒芜”的“莱芜谷”为夹谷会盟地，唯一不同意的是“此莱芜”非“彼莱芜”，会盟地应为博山之莱芜谷。他说：莱芜县没有“祝其”。顾炎武的莱芜说依据的明清莱芜县，境内在春秋末年已经没有了“齐鲁边界”这一必要条件，忽视了齐鲁边界的变动情况。用以批驳顾炎武的莱芜说。作者认为博山谷里有“祝其”，原因是博山“谷里”这个地方的地形象一个“大簸箕”，引《集解》，虞翻曰“祝大也；融，明也。”又说：“《说文》其，籀同箕。”因此“祝其”，也就可以理解成“大簸箕”。因此作者说“诸多证据表明，祝其、夹谷、谷里三者为一地。”这也是博山说最“有力的”证据。作者用以认可顾炎武关于莱芜谷的观点，以印证自己的“莱芜谷”的说法，并反转“莱芜”地名概念的内涵，转移到博山说中去。
不难看出，博山说本质上还是“莱芜说”，是一个变种而已。其基本证据链与顾炎武的考察是一致的。但是他对莱芜说的批驳还是直指其痛点——莱芜说没有“祝其”，顾炎武的考察忽视了齐鲁两国的边界变动情况。当然，他自己的“大簸箕”的说法也是极其不严谨的。
我们的考察，主要沿着毛文提示的路线，尊重各地现有证据，尊重历史记录以及现场寻踪的现况。 从整个考察情况来看，夹谷会盟地在赣榆的说法，在宋以前基本没有异议；元明时期有个别地方志有一些提及本地为会盟地的主张，也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明末顾炎武莱芜说主张之后，方众说纷纭。尽管说法较多，但其基本证据与逻辑与顾炎武主张相同，为莱芜说所衍生。我认为，顾炎武先生的考察是不全面的，他的主张与历史事实和事理不符。夹谷会盟地在江苏赣榆与山东临沭交界的夹谷山更合理。
一、 赣榆县在春秋并非为莒地
顾炎武的考察自质疑赣榆说开始，我们的论证也从这个质疑开始。
毛文中所讲，“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中考夹谷：‘愚尝以为疑赣榆在春秋为莒地“，尤其是这句论述“昔人第泥汉时祝其县之在东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类，却不可信古注而拂事理也”。顾炎武这个考察结论是不准确的。
赣榆县及临沭县交界的夹谷山现状。
东自赣榆县班庄镇古城村北上，西自临沭县蛟龙镇历城村（历城村和古城村东西紧邻，均为祝其古城遗址所在区域）北上不足十华里，都可到达夹谷山。仰头远望，群峰耸立，郁郁青青。正面前，南北夹山隔一谷壑对峙矗立，交相映衬。此山即夹谷山。北夹山面向正南，南侧山坡陡降，山体壁立如砌，落坡则平缓如台，远望如龙椅端庄。坡上筑有会盟台，其下后人曾建有孔庙、棂星门、夹谷书院、圣人泉等建筑，山顶建有魁星阁。两山夹谷之内，树木青翠，流水潺潺，鸟鸣清幽，韵味无穷，为赣榆八景之夹谷莺啼胜境。兀显圣地威武，风水至宝。
北夹山紧邻之北侧，有苍翠深幽，静谧无言的兄弟山峰，叫祝其山。赣榆境内有祝其河发源于此。大约祝其国因山而名。稍远为闵子山，据传孔子学生闵子骞曾在此读书，有“晒书台“。
苏鲁交界具有方位意义的名山，无过于山东临沭县与江苏东海县交界的羽山。《尚书·禹贡》：“蒙、羽其艺。”（2）羽山至今名字依然没有变化。《汉书·地理志》指出，“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3）这说明 汉代 标注祝其时，以羽山为坐标。即祝其这个地方的南部的羽山，就是《禹贡》里边提到的羽山。《后汉书·郡国志》明示：“祝其，有羽山，春秋曰祝其夹谷地……鲧殛之山”。（4）这句话说明，在标注羽山时，也以祝其夹谷定位，并且明确指出此地在春秋时就叫祝其。要知道春秋时指认或者记载国名，一般是不在名字之后标注”国“字的，需要在语境与语义中进行确定。尤其一些在周初封国时没有爵位的地方小国。此处明示“祝其”是地名。区域内有祝其山和夹谷山，大概因山而名地。
这反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春秋时期羽山北约30公里处有夹谷山和祝其山，在古祝其国境内。古祝其国的确切方位就在包括北祝其山、夹谷山，南羽山在内的今赣榆与临沭以及江苏省东海县部分村庄在内，这一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区，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古老方国。赣榆县与临沭县，春秋时不是莒地，是“祝其”地。
它的西北方就是古向国，东北方至海有纪鄣国（故城在赣榆县东，现已经被海水侵袭，遗迹清晰可见。）它的西部与轉国和祝丘国相邻。这恰与“《左传》记载：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相印证。
祝其国有两座相邻的山，一叫夹谷山，一叫祝其山。你要是知道了这儿有这样一对相邻的兄弟山，你也就会明白《左传》为什么有此奇怪的注。
《左传》这一注释，正是为了明确“夹谷”具体地址，避免误解，特别提及，界定以“祝其”。 没有“祝其”印证的任何“夹谷”之地，都不是齐鲁会盟定公十年会齐候的地方。这就把其他“重名”的地方清晰区隔。我们知道《春秋》经记载“公会齐候于夹谷。”记述较简约，或许因为重名的原因，在那时已经误解较多，《左传》就应是为此对《春秋》这一说法做了注释的。又因为祝其国内有祝其山，为了进一步明确并区别“祝其”地与“祝其”山，特指出“实夹谷”。即齐鲁会盟之地是祝其国的夹谷山，不是在祝其国的祝其山上，更不是其他地方的“夹谷”地。《左传》这一特殊标注，不明白一地两山并肩，不明白夹谷有重名者，读到《左传》的注释，比较于《春秋》经后，一定很疑惑。经云“公会齐候于夹谷”，传曰“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何以突兀如此？如果到实地考察，你一定会豁然开朗。《左传》的注释：第一句明确出定公与景公在祝其这个地方相会。这儿“祝其”是地名。第二句是明确哪座山。会盟的地方不在祝其山上，其实在祝其这个地方的夹谷山上。这样文理方通顺。现在依然存在的地理与事理真实，与两千年以前的记述文理的一致性，以及地名的历史一贯性这是后人无论如何也造不出来的，其他主张地的地名均不如此，不仅地名不准确，仅仅具有“相似”性，有些则如“大簸箕”一般由臆测而来；而且不可能讲出“合乎情理”的与记述相一致的文理内容。
因为有顾炎武所谓“地名或有相同者”的存在，才有了《左传》的特意标注；也正是《左传》的标注，明确了“祝其”地的夹谷山才是会盟之地。其他重名者都不是。
古礼有制，不可逾越。问事向水，盟约向山。到山上筑台盟约是常礼。到“夹谷裕”的沟壑里盟约是不合理的。现在除赣榆与临沭主张之夹谷山外，他们的主张地均在“谷里”。莱芜的主张地，群山环视，谷底参差，道路崎岖，且方向相悖。在古礼所行之地的选址上，缺陷十分明显。枣庄说虽然有山，历史上并无“夹谷山”之名，山势崮型，山顶平坦，四周壁立，难于攀登，更是遑论车马之行。其“盟约”之行的确不能“形胜”。其他“谷里”之地，目前尚无确切遗迹可征询。
赣榆在春秋时，在祝其，不在莒。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顾炎武的考察一定没有到实地来过。“小草遥看近却无”。不到实地考察，打着眼罩辽远望一望，怎么可以呢？我诚恳地希望有疑问的同志，能到实地看一看，包括到所有自称或者人称是齐鲁会盟地之夹谷的地方。
二、 祝其和齐鲁都是近邻
顾炎武先生是怀疑齐鲁会盟之地，今之江苏赣榆与临沭交界的夹谷山，不是真正的齐鲁会盟之地（当然后世学者把本来属于怀疑的说法，变成了定论）。因为此地离“齐鲁之都”“若此之远”；且齐国正在，不过“琅琊” ，“未闻越他国之境。”
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呢？
（一）鲁国在莒国北部边境的情况
1、鲁庄公二十九年（前665）“冬十二月，城诸及防。”⑸)鲁国在石屋山（今庙山）东北、潍河之南“诸”建设城墙，取名诸邑（故址在今诸城市枳沟镇乔庄）。自此，今诸城市境西部属鲁，北、东部属齐
2、《左传.公羊传.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重地也。其言及防兹来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6)
杨伯峻注:"防，据《方舆纪要》，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六十里。从此鲁有二防邑，此为西防，近齐国者为东防。"（7）
事实已经证明此时莒国在楚国、齐国以及鲁国的打击下逐步衰落。莒国被迫西迁，鲁国绕过莒国北部已经深入东夷腹地。而齐国控制了今诸城东部地区。
（二）鲁国的东部边境的情况
1、祝丘城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故县村。《左传。桓公五年》记载：“夏，齐侯、郑伯如纪。……。葬陈桓公。城祝丘。”（8）
2、鄟国，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山东省郯城县沭河以东部分、临沭县石门镇部分和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的部分村庄。《春秋》 “成公六年（前585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二月辛巳，立武宫。取鄟。”
3、《春秋》隐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
《春秋》宣公四年（前605），“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11）杨伯峻注：“向即隐公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清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并黄汝成《集释》，均以为春秋向国即莒国向邑，位于今莒南县境，（9）南部直至今临沭县北部青云镇、玉山镇、临沭镇北部部分村庄。很清楚，向国曾经被莒得到，后来被鲁国取得。顾炎武先生的文章中对鲁国“取向”，未予提及；仍认为其在莒国。这是很要命的忽视。
4、《春秋》昭公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春秋三传》注：“启阳，故鄅国也。昭十八年，邾人袭鄅，鄅子从帑于邾。其地在邾东鄙，则近于费，鲁既取都东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启阳让鲁矣。故城之。季孙以叔孙附己，故与同城，而地则季孙得之。”
临沂市在春秋末年主要城邑有费邑、启阳邑、祝丘邑、轉邑、向邑等。
检视地图，结合以上记述来看，今之临沂市所辖地区，至少在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时，鲁国土地已经覆盖其主要地区。从鲁都到费、启阳、祝丘、向、鄟，直至祝其国界线（即今天的平邑县、费县、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临沭县西部、莒南县西南部山区），形成了一条通顺的交通走廊。鲁国已经是祝其国的近邻。
（三）齐国在东南部的边境情况
《晏子春秋.卷四·内篇·篇一》：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玡，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 晏子再拜曰：“……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10）
顾炎武先生关于齐景公没有离开国境的说法大概源于此处，他引用“遵海而南，至于琅玡”，却剪切了整个语境。顾先生引文目的是说明齐景公没有走出“琅琊”以南。恰恰，这不是一个说明齐国边界的故事；而是齐景公在说自己要巡游，路线是从附山、朝舞山沿着海边到琅琊山。他想问问怎么样才能象古代圣王一样辉煌？所以，他巡游的山一定是在自己的国内，而且不会离国界很近。附山、朝舞山也不会是北部边界，琅琊山也不会是南部边界。这不仅不能说明这时齐国的边界，相反只能证明这个时候琅琊一带沿海地区已经被齐国统治，说明以莱人为主的东部夷人地区为齐国所有。齐景公巡游无非是夸耀圣功而已。
事实是齐国边界已非周初封国时的模样，齐国已经大量经略东夷之地，直至祝其（今江苏赣榆县以及山东临沭县）边界。
（一）、前文所述，“防“地为鲁国经略后，设”东防“，东防以东为齐国所有。今诸城东部地区已经为齐国经略。杨伯峻注:"防，据《方舆纪要》，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六十里。从此鲁有二防邑，此为西防，近齐国者为东防。"
（二）《左传·成公九年》冬十一月（公元前582年），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 楚不能久，以后退出莒，莒从此衰败了。齐国经略了胶州以南“防“（诸城）以东，直至纪漳邑（今日照市），与祝其接壤。
1、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七月，齐卿崔杼率师送使臣陈无宇赴楚国求师，乘机伐莒，侵其邑介根(今山东高密东南40里)。（11）
2、《春秋左传》记载，庄公四年齐灭纪之战发生于前693年，齐国攻灭纪国的一场战争。“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根据史料记载，纪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之一。都城在今寿光县境内，西与齐国相邻，东与莱、夷、杞(初在河南境内后迁至此)等国相邻，东南与莒相邻，西南与鲁相邻，公元前690年被齐国所吞并。纪障邑(在今山东省莒南县东37公里处，今日照市安东卫)原为纪之故地，纪迁至今山东寿光后，其地遂为纪障邑而属于莒。前523年，莒国国君为避齐兵曾奔此。
《左传·昭公十九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纪漳邑归齐国所有。这次被齐国侵占的土地应该还包括原莒国故城渠丘，今塔山镇莒城村。顾先生只考其初，而不考其变。只考在莒，不考变为齐地。焉能不谬之千里。
对照地图（12），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纪漳邑与“祝其国”——今赣榆县相近，至少在鲁定公十年，莒国已经退出沿海地区，齐国已经打通了通往祝其国的沿海走廊。当此时，齐国也与祝其国接壤。
此地会盟，齐鲁之君，可以预先到达接近祝其国的城邑驻扎，不必直接从都城出发。比如鲁君可以驻扎祝丘邑，齐君可以驻扎纪漳邑。脚程不过五十而非“五百之远”，日可达矣，朝行不必过午。怎么可以称之“远”呢？相反，其他各主张地，齐鲁之都相去也过三百之远，以古时交通也绝非一日可达，必须筑营驻扎，何来“近些”。
三、夹谷会盟时之“莱人”是齐地之“莱人”
顾炎武先生说：（莱芜县）“南三十里有夹谷，连新泰界。《水经注》谓‘夹谷之会’莱人以兵劫鲁候，即此地也。杜元凯以为在东海祝其县，太远。”这个说法很不严谨。大约莱人之地是确定的，而且并不居住在一处。目前所知，至少有三处，一个是“迁莱于倪”（凤凰出版社出版《春秋左传集解.襄公六年》）之莱人，一个是“邑落荒芜”之莱芜人，一个是东夷本地之莱人。必须先确定夹谷会盟地的确切方位，才能厘定夹谷会盟之地与这些莱人之地的远近；或者确定何处莱人，方可确定此莱人与哪处会盟地的远近。顾炎武先生为了证明夹谷会盟地在莱芜，用莱人所居住之远近作为证据；那么夹谷会盟地在这一组逻辑里边应是不确定的待定项，莱人他是认定在莱芜的莱人既定项的。在他既定莱芜莱人为“兵劫鲁候”的前提下，以“《水经注》谓‘夹谷之会’莱人以兵劫鲁候，即此地也”这一孤证标定了莱芜就是夹谷会盟地，然后进行比较。这样的逻辑还有什么意义吗？既然《水经注》一句孤证，可以确定会盟地，还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吗？赣榆说的主张，仅仅宋以前就很多了。《水经注》所言既然能够定性，“杜元凯以为在东海祝其县”这是顾先生说的，不也可以作为赣榆说的证据吗？是《水经注》的说法权威大吗？顾炎武先生的论证逻辑是有问题的，他在论证过程中偷换了命题。一般，我们不做逻辑解析，但这一组偷换概念的论辩，足以混淆是非了。
所以，合理的逻辑关系是确定一个既定项，推定另一个待定相；而不是顾先生那样把两个相混谈。我们应首先推定莱人之地这一概念，方可因“远近”而推定“夹谷之地”。
上文论证我们已经知道，会盟时，散布在胶州一带的“莱人”早已成了齐国的“俘虏”， 成了齐国的臣民，齐国已经攻占纪漳邑，沿沿海通道，自胶州入纪漳邑，进入祝其国，何其近也。相反，今莱芜之“莱人”的存在在春秋所指有待商榷外，即便如顾先生所指，在定公十年也应属治于鲁国治下，齐国所用之“莱人”何必自鲁“淘宝”，且迈过鲁国入齐？如有，作为以鲁国为体的史书《春秋》反而毫无记载？就算没有记载还是有，在鲁国治下，齐人如何使得“莱兵”过鲁之关，而鲁国会不知道？
这次盟会，“与齐平”，是一次“好”会，不是“兵车之会”。这就决定了这次盟会的外交过程的协商性质。那么，他们协商的原则就是“礼”与“信”，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周礼与信义。凡是不符合周礼和信义的事就是违反原则的，不能做。齐国在盟会之初，除了“平”的目的以外，其“志”还有胁迫鲁国在齐国与晋国等国家发生战事时，要鲁国出兵。这是齐国需要用计谋才可以达成的。他们的做法是使用“诡兵“，在明面“礼“之下，雇佣“莱兵”偷袭，劫持鲁定公，以此要挟，从而达到无需条件即可达成的目的。所以，他们自然首选齐国治下之莱人，比如选择临近祝其国所居住在胶州一带莱人，齐国“手到擒来“，无需越过鲁国关隘经纪漳邑顺利进入祝其国而不被鲁国发觉。既然用”诡兵“，齐君臣不用齐国莱人，反而冒险使用鲁国治下的莱人。这才是与事理最大的不符合。
所以按照事理，这次齐国所用“莱人”必定是齐国治下的莱人。以此为既定项丈量远近才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在这个逻辑底下，“祝其”（今赣榆县和临沭县）就近的多了，怎么也不会丈量到莱芜去的。尤其是，即便近一些也不会选择经过鲁国关隘的地方作为部署“诡兵”之地。齐国君臣会盟地的选择绝不会放在莱芜；而与纪漳邑相邻的祝其（今赣榆县与临沭县）才是首选。其“莱人以兵劫鲁候，莱芜为近些，杜元凯以为在东海祝其县，太远”的说法还有什么意义呢？
四、 夹谷会盟地必须在第三方之地
（一） 回望远祖的足迹，夹谷会盟必然选择第三方之地。
《列子•黄帝》记载，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肤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已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间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木。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13）。黄帝之言“道”，孔子是信奉的。
《礼记•礼运•大同篇》：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 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列子》所载，为道家对理想社会的认识。把这种美好的社会寄予黄帝的梦境之中，华胥氏之国。华胥是中国上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杰出的部落女首领，相传她踩雷神脚印，感应受孕 ，生伏羲和女娲 ，传嗣炎帝黄帝，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虽然在梦境中，毋庸讳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梦境，伟大民族的共同记忆。晚年的黄帝是否推行过这种政治制度，或者进行过这种政治实践，我们就不必探讨了。
儒家经典《礼记》中记载夫子明确的表述是此“道”、“大同世”，对这种社会的向往，成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4）
夫子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是这样评价的，“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15）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很难过。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他们治理下的社会为“小康世”。这个社会，“礼义以为纪”，而这六位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这便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局面了。所以，在当下的政治局面下，追求“复礼”，实现“小康”成了孔子的现实政治追求。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愿望。孔子一生历尽困苦，孜孜以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实现“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盛世。终此一生，他把天下太平的美好理想贯彻始终。
回望先生的足迹，二岁丧父，虽孀妇孤儿，生活艰难，但“吾少也贱，故多能鄙视”。十六岁丧母，更不得不独立谋生。童年的苦难磨砺了先生面对困难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也坚定了自己的学习信心。“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为了探求“礼“，他问道于老子、郯子、苌弘，不耻下问，终于成就了自己完整的政治理论和清晰的政治理念。在其一生的政治实践中，虽百折而不挠；纵万险而不苟且。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制自己，不符合礼义的事情不要做、不要听，不要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孔子在上任鲁国司寇仅仅七天，就诛杀少正卯，暴尸三日。诛杀的理由是：“人有恶者五，……，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关于诛杀少正卯的是非我们姑且不论。少正卯是周礼制度的批判者，是鼓吹变法的人。
孔子的这个思想在鲁国三桓之乱更加坚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不仅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甚至自比天子。季氏偏要设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为周天子祭祀宗庙毕撤去祭品时所唱的乐歌《雍》也被用来祭祖。所以孔子谈到季氏时，就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孔子看来，越礼行为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他曾离开了这个混乱的国家。因为他容忍不了这种行为。他认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6）宁可贫困，不与越礼为伍。
孔子在入仕时，是不愿违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希望自己出仕的时候，能够找到尊礼的明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自己道不同，宁可安于贫困，而不是单纯地为做官而做官。从齐国回来，阳货对孔子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孔子是在“时不我待”的情况下入仕的，他做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
孔子仕于鲁，政治上除了诛杀少正卯以外，还做了两件大事，其一为操作“夹谷盟会”，其二为堕三都。
我们知道，堕三都本质上就是削弱三桓势力，实现“恢复周礼”的目的。孔子会在这次会盟中，放弃“周礼”的坚定主张吗？会让鲁君屈就于齐，奔齐盟会吗？不会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忽视了“夹谷盟会”中对“周礼”的坚持。国力强大的齐候会出境鲁国之地会盟吗？不会的。第三方之地便是两国的首选。
（二）、 夹谷会盟时的政治环境决定这次盟会，必然选择第三方国土。
《左传》记载：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
六月，伐阳关。阳虎……请师以伐鲁，……。齐侯执阳虎，将东之。
秋，齐侯伐晋夷仪。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乃伐齐师，败之。齐侯致禚、媚、杏于卫。
当此之时， 周王朝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弱肉强食。西边晋国逐渐强大，以尊王攘夷为借口，组织结盟宋、卫，并与东部齐国发动战争。秋季，齐国为卫国所败。形势十分严峻，急需安定周边环境。鲁国由于阳虎之乱，国内不稳，也急需安定的周边环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齐国与鲁国讲和，并组织盟会。当时条件下，一次以礼仪和信厚为基础的“衣裳之会”酝酿形成。遵循“周礼”，遵循“和平”，遵循“信厚”，成了齐鲁君臣的外交首选。兵车称霸，强制另一方到本地盟会是不可接受的。两国战略目的的达成，明面上必须坚持“礼义”（周礼、信厚）。这才出现了齐国运用“诡兵“、鲁国运用“藏兵”的军事战略部署。居于一方，明面部署兵力，必然引起两国战争。这不可接受。
坚持周礼，就要坚持齐鲁二君地位平等。政治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任何一方开启一场“兵车之会“。他们的军事部署，只能在台面之下。会盟地定在两国相邻的第三方，成了必然之选。鲁国之莱芜，齐国之淄川、博山，都不可以“逾越周礼“作为两君会盟之地。整个会盟，双方均遵“礼“便是明证。《孔子家语》记载：“齐候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17）”充分证明了此次盟会，双方在明面上都严格遵守了周礼与信厚的基本原则。
（三）史书记载齐鲁两君在会盟时也都走出了国境，到达了第三方。
所记上文，《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对定公讲：“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诸侯出疆”比之于此次定公出行。说明，鲁定公走出了鲁国国境。这至少否定了莱芜说的主张。《孔子家语》记载，“齐候归”。名言齐候出国归来，是离开了齐国国境的。他们事实上，都出境到达了“第三方”。
道理很清楚。这次盟会，是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与齐国外交目的达成之间一次“水到渠成”的外交“胜利”，是一场“文事武备”思想的胜利。这一场在“第三国”举行的盟会，来路清晰，踏着远祖的足迹一步步走来。真正的一场深层次的“事理”明晰啊！何来“不符合事理”呢！相反，凡是把会盟之地主张于齐鲁两国的任何国土上的说法，都是与当时的军事与外交战略相违背的，都是与历史事实和基本事理不符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有其深层次事理逻辑，有其严密的政治考量，绝不会糊里糊涂的违背基本原则的。最要紧的一点是，史书记载，齐鲁两君都出境，到达了第三方。
且不可用今人的眼睛看旧事时，而不去和旧时的政治历史环境相契合。走进远祖的生活里去考察“情理”，才是真情理。
五、祝其国是这特殊地位的第三方
（一）祝其国，作为会盟地是齐鲁两国的最佳选择，却是祝其国的无奈之选。
祝其国，春秋时为古东夷方国， 国都位于今江苏省赣榆县西部班庄镇古城村和今临沭县历城村，春秋末期灭于鲁，为鲁国封邑。祝其国名源于祝其山，祝其来名无考，大约为东夷人为古“祝融”后裔有关，其“祝”名地。秦置祝其县，属东海郡。“祝其”二字，东海尹湾西汉师饶墓出土之竹简为“况其”，一般认为祝其为误传，实际上“况”古时应读“Zhu”，拟或这二字本来就是通假字或者异体字。“三打祝家庄”古版图书也为三打“况”家庄。由于民间口耳相传，为避免误读，后世才把“况”改“祝”。祝其山海拔225米，发源于祝其山的祝其河东流入海，即为现在的老朱稽河（18）。
祝其国在春秋时记载不多，主要应为边境小国，在那些弱小方国中多采取不盟不争、交好周边的外交政策，且其周边都为东夷部落方国，与东夷大国莒国隔向国友好相处，没有发生周边战争。鲁国和齐国在定公之前，势力尚未企及，在以大国争雄为代表的历史记载中，并不为关注。这在春秋历史中很普遍。
春秋末年，齐鲁两国的兼并战争中，触角已经渐渐伸向沿海小国，西部向国和轉国的灭亡，东部纪国亡国，莒国西迁，纪漳邑归于齐国，让齐鲁争霸终于走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祝其国周边，祝其国终于有机会出现在《春秋》纪事之中。
定公时期的齐国，在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中，我们已经嗅到齐国吞并莒国的战略步骤。齐国，已经取得了纪漳邑，完成了对莒国东部沿海的经略，此时，原向国（此时已经被鲁国吞并）之东南部的祝其国，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它生存在南向的齐国虎狼一般的目光中，苟活于鲁国的东部边境上，南为强楚，东为大海，已经处于战略死地。中立于大国，听命于大国，服务于大国，是其唯一选择。鉴于祝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齐鲁两国的外交部署，放在祝其国不论是地理和人事恰逢其时。可以说是齐鲁双方的最佳选择，却是祝其国无奈的选择。
（二）祝其国是两国会盟，“文事武备“军事部署首选之地。史书记载，鲁国军队到距离会盟地”十里“驻扎。鲁地去夹谷“十里”之地，正是原向国（今莒南县南部及临沭县北部）南部山区，鲁国会盟可藏兵之地，“文事武备”的必有之地。就战略意义上，齐国也正可以驱使诸城以东以及胶州南部的“莱俘”为诡兵，经纪漳邑潜入，实施突袭计划。齐国失算在于，低估了孔子的战略定力和临阵勇气，在莱兵突袭，上演“鸿门宴”时，鲁国大兵出动，定公出走，孔子“礼”战群雄。鲁国获得二地，齐国获得“鲁国出兵”互利共赢的结果。齐国挟持定公，实现无条件让鲁国出兵的目的没有实现。这次盟会，鉴于盟会的目的和政治环境，两国不会明面部署兵力，使用“诡兵“和”藏兵“是必然之选，任何部署明面兵力，都会演变成一场战争。这种军事战略部署上对于两国俱为形胜之地，祝其便是首选，甚至是唯一之选。
（三）祝其，是两国会盟的行盟会之礼的形胜之地古礼有制，不可逾越。问事向水，盟约向山。到山上筑台盟约是常礼。到“夹谷裕”的沟壑里盟约是不合理的。赣榆与临沭交界的夹谷山，北夹山面向正南，南侧山坡陡降，山体壁立如砌，落坡则平缓如台，远望如龙椅端庄。两山夹谷之内，树木青翠，流水潺潺，鸟鸣清幽，韵味无穷，为赣榆八景之夹谷莺啼胜境。兀显圣地威武，风水至宝。
现在除赣榆与临沭主张之夹谷山外，他们的主张地多在“谷里”。莱芜的主张地，群山环视，谷底参差，道路崎岖，且方向相悖。在古礼所行之地的选址上，缺陷十分明显。枣庄说虽然有山，历史上并无“夹谷山”之名，山势崮型，山顶平坦，四周壁立，难于攀登，更是遑论车马之行。其“盟约”之行的确不能“形胜”。其他“谷里”之地，目前尚无确切遗迹可征询。
（四）《左传》记载，夹谷会盟之地在祝其。”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左传》是对《春秋》经的注释，对夹谷会盟的具体地方，《左传》的注释就是最权威的注释。定公十年，会齐候的地方，就是“祝其“地之”夹谷山“。就是这么清楚的文理，这么清楚的事理。这看似走过了一个圆环，实在是事理与逻辑的严密性的确切验证罢了，事理与逻辑再次证明，夹谷会盟地就是祝其地。
祝其地，包括“羽山”在内，今江苏赣榆县西部、山东省临沭县东部以及江苏东海县北部一些村庄。没有其他，没有莱芜、临淄、博山、新泰、枣庄。
我们的考察是认真的，也是细致的。但仍然还会有很多史实记载未能找到，也仍然会有逻辑或者记述上的瑕疵，恳求方家慧眼高识，但仅就这些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定公十年，齐鲁会盟的地方在赣榆与临沭交界的夹谷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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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010.第一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6至27页。
（13）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10.第一版《列子.黄帝》第26页。
（14） .（15）.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五经全解》《礼记·礼运篇》第375页。
（16） 中华书局.2016.06第一版。杨伯峻.《论语译注》。
（17） 《孔子家语、孔子集语》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1卷第一《相鲁第一》“齐候归.……”
（18） 根据皮元省提供的文字材料、赣榆县史志爱好者梧桐子博文《古城探综》、赣榆县孙爱华序《人文赣榆丛书》、史志爱好者陈肇山口述材料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