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反腐倡廉大有可为
孙国文
2019年8月份，四川人杨天直等四位老人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反映问题，68岁的杨天直等4人在国家信访局附近被多名截访者带上车后，遭受一路戴手铐、胶布裹小腿、封嘴后虐打、受尽折磨，杨天直死在四川老家岳池县的广岳大道路边，被虐待身亡。
其实，这只是无数个或数不清的被截访事件中其中的一个， 或许被截访的杨天直老人是幸运的，幸运的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死亡，他们上访的事件会被重视起来或者得到解决。也或许因为他自己的死亡，被曝了出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或许他们的上访事情会得到满意的解决。总之，这是用血和生命换来的结果。
当下，劫访、拦访、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行为名词，即便是你有足够的冤屈，但是一旦被定性为上访户。如果你在想上京城上访绝非易事。包括你的家庭和亲属、子女在生活上都会受到或大或小干扰。一旦你的亲属定性为上访户，你在单位上班的亲属都会受到波及，肯定会有主管单位找你谈话，协助解决上访事情直到不再上访为止。否则，你的生活和工作便会增加了许多的烦恼。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把上访者都定义为诉求都是正常的，也不能因为是上访户就片面的将其定义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个人认为大多数的上访者都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冤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解决。所以，气愤之愤而进京上访告御状。
进京告御状不是当下社会才有的现象，也不是当下社会创造的新名词，进京告御状早就古已有之。
中国古代进京上访，也叫京控。京控的另一种叫法“告御状”。京控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上访制度。大体形成了中央为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官员为“劝民息讼”的博弈；如何保障百姓的权利，地方官员甚至为了“息讼”，不惜“截访”——截拿。这种做法和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
——从先秦、隋唐、明清和现如今进京告御状没有因为朝代更替而改变和中断过，而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前进，一点一滴的在人们生活中以时代为背景和依托，以其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的不断演化。
如果你翻看过历史就知道在古代中有名的进京告御状的案例，特别是在戏曲里你能看到许多的耳熟能详的曲目；如：《铡美案》也叫《秦香莲告状》，《杨秀英告状》、《刘三姐告状》、《刘公案》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因为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官官相护、钱权交易，致使受冤屈的人舍出身家性命愤而进京告御状，他们的内心都无不都是怀揣着一颗对国家信仰和法治的信任。使他们感觉到天底下终有一个能给百姓说理申冤的地方，在上访者的心理他们的内心是有希望的，他们的希望就是国家最高权力制度。
那么现在，也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也就说很多比较正确的中央政令，都在地方不能正常施行，那么于其把地方政权和治权都托付给不可信任，且有缺乏能力自私自利的地方官僚，还不如把大部分地方政权托付于地方人民；中央的贤能智库和地方人民一道合力节制地方无耻官僚，这才是当前的好方法。
我们国家为了给人民一个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为了人民合法自由的申诉权益而设立的国家信访部门，现如今真正能推动上访案件解决的几乎是寥寥无几。因为信访部门只是以协调为主，上访来了登个记，做个记录，给下面相关部门打个电话敦促一下，上访者拿到访函再回到地方，然后再去原地等待协调。本来地方就官官相护、包庇扯皮处理不了的案件，上访者费尽心力和财力，跑了一圈又回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点，极度绝望的继续在原地毫无希望的等待。于是，致使个别人正常的申诉得不到有效解决，因绝望出现过激行为，酿成悲剧才被主管部门被关注，才被迫于舆论和上级的压力下被迫得以解决。
现在这种上访者被截访、被暴力对待，甚至致人死亡的现象已经不是个例或者个案，现在的科技手段非常发达和实效，如果被定成上访户，你想要在上京城告御状势比登天，没出本省地界肯定被截回。上访户们无一不是承受着有冤无处诉的痛苦，和被定成上访户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之中，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有多难过。
这样的高压态势势必造成一个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一、就是物极必反，很可能被截访人看不到希望，绝望中奋起报复酿成惨剧。
第二、正义被打压，有理得不到合理的申诉，也没处申诉尴尬境地，于是助长了贪腐和黑恶势力蔓延滋生，挤压了社会正义的空间。
第三、这样的会形成一个不良的社会效应，民心会思变，当正义无处申诉的时候，相对助长了邪恶势力的蔓延和生长。那么社会正能量的就会受到打压，民众也会因为看不到公平正义和希望，为了自保和生存而改变自己流向于黑恶势力。这种风气一旦形成气候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我们先辈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新中国，就会完全变了模样。试想：一个没有了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还能进步吗？有希望吗？
现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因地方部门不作为，致使许多的很简单的事情被积压、扯皮、有意识的遮掩捂盖。因为个别的官员的不作为，贪腐，使正常的诉求得不到申诉解决，老百姓对地方职能部门产生不信任，进而对我们的法律的公平产生怀疑，因此演变成对社会公信力的怀疑和不满，久而久之这种逆反心理会对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冲击。
目前，村官贪腐已成制造腐败和上访的主流因素,因为村官的贪腐和鱼肉乡民已成为社会一大通病.因为村官的贪腐导致的农村基层腐败严重，进而腐蚀了上一级主管部门的个别官僚。因此导致百姓要求的公平正义得不到解决，正常信访和申诉被打压，造成上访、劫访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屡次酿成截访惨案。也使得在改革道路上逐渐繁荣的农村，成为了百姓积怨的孵化器。农村村官腐败的问题不解决，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上访户。农村村官的腐败也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不稳定因素和毒瘤。
笔者建议现行的信访机制应该从农村做起，与其把一些权力给那些不作为敷衍了事的地方少数官僚，不如把权利下放给农村地方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既不能自信到凭几条纸上的规章文字，就可以让地方官僚良心发现不敢妄为？也不能幻想以官治官、以官治民实现民主和反腐败!这种想法是黑白颠倒良莠不分，是让地方人民与虎谋皮！自古官官相护，按照以官治官左手监督右手的思路，纵然建立防腐败局 、防防腐败局、防防防腐败局、直至防防防……腐败局，除了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扩张膨胀官僚机构之外又于事何补？
古代稍有清醒意识的封建王朝开国帝王都知道不可相信官吏，在当时的封建年代都出台地方百姓可以进京御状，向最高权力机构当面陈诉地方官吏的恶行，甚至允许百姓自己做主，把为非作歹的地方官吏押解进京问罪的政策---“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大诰耆纪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我们目前应该学习古人的做法，允许城市乡村的贤明方正之士，有能力有作为克己为公的百姓参与进来，或者成立村民、乡镇建设合议厅或监理小组。在农村和乡镇的大事件和建设中，发挥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监督机制。上级部门敞明各个项目，拨给钱款数额，由大家监督实施落实。我们的法律法规也不允许像古人一样，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消除民患、以安良民。
但是对于恶意截访的造成民怨极大的官僚腐败行为，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应该有像古人一样的廉政敢为的霸气和惠民的法治予以支持：——“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所以在这里笔者最想说的话就是：访民不是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异类行为，访民恰恰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是地方不作为官僚的一面照妖镜。建立健全的信访制度，保护访民的上访权利和生命安全，才是我们当下社会急需深思和亟待改进的问题。国家和社会想要进步，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访民现象自古有之，因为这些访民心里面是怀有对国家对党高度信任和感情的；是怀有对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希望和憧憬的。
所以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问题，关键在于对农村基层的管控、培养和有效监督。只有村里的账目村民自己算清了，就会化解许多的民怨，访民也会相对减少，这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