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近年来颇受称道，但却并非是绝对真理。就它强调史学研究的主体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和受其局限而言，它是深刻的；就它否认史学研究的客观真理性，强调精神史学与史学的相对主义而言，它却是错误的。

不论是否受克罗齐谬误思想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无视史学研究的客观真理性，随意解释与臧否历史的不严肃非理性倾向和虚无主义。

其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随意抓住现实中的某种新观念，便敢于去重新解说历史，标新立异。例如，“发展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是我国近些年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有人便以此为根据，主张否定林则徐禁烟，“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他们说，鸦片问题不是政治、军事问题，也不是道德思想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既然是经济问题就应当按经济规律办。许乃济主张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并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以经济治经济的可行之策”；相反，林则徐借行政的手段强行禁烟，违反了经济规律，不仅激起了中英冲突，而且实际上鸦片也最终未能禁绝。这些论者颠倒了历史是非，却连基本的常识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毒品走私，祸国殃民，即便在当今世界，各国也无不严加禁止，并通力进行打击。鸦片问题如何首先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什么经济问题？其立论之大胆与肤浅，同样令人吃惊。

二是将现代的思想加于古人，随意美化自己的钟情者。对洋务派与洋务运动，许多学者对之作重新研究和评价，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些论者走向另一极端，牵强附会，一味褒扬。如，他们断言，洋务派改革的基本纲领就是“要尽可能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人所共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路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确立起来的，其间观念的转变，峰回路转，殊为不易。而谓曾国藩、李鸿章等封建大吏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能形成上述如此明确的现代化建设思路，或叫改革的纲领，实难令人信服。现代著名史学家张萌麟曾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洋务派的某些合理的改革思想，充其量也仅是“断片的思想”，强行使之“现代化”为今人才可能有的“系统的思想”，那已是离历史真实甚远了。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且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增加了自身的难度。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强调，欲避免曲解历史，对于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即应当充分把握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设身处地地理解其思想学说，才不至于依现代的情势简单否定过去。但他同时又提醒人们，此种同情的理解又最易流于牵强附会，即著者有意无意间，往往会依其自身的情感和价值观，去推测古人的意志，结果其解说愈系统，则去真相愈远。此间度的把握，唯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依陈先生的要求，上述第一种失误，即在于论者既少常识，更不了解历史；第二种失误，则在于以今况古，牵强附会。但二者的共同失误，无疑都在于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陈先生的主张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唯物史观主张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避免主观臆断的科学方法。所以，归根结底，上述随意解释与臧否历史的不严肃倾向，又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指导的结果。

历史是过往的客观存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无穷尽的。惟其如此，才形成学术的不断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但是，这并不影响古往今来严肃的史家，接踵而起，探赜索微，钩深致远，矢志以求“信史”，而不屑于穿凿比附，致蒙伪史、秽史之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警惕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的误导。（西尧）